导语:明朝洪武三十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二月份的科举会试如此而至,但是主考官却迟迟还没有确定,毕竟是一场决定无数人命运的考试,同时也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考试,经过几番斟酌,朱元璋最终确定了"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自号坦坦翁。至临大节,屹乎不可夺"的刘三吾作为主考官。
这个刘三吾可不一般,但是他已经是八十五岁的高龄,还是翰林学士,用当时的说法,刘三吾就是当世大儒,在元朝时,刘三吾就已经为官,曾经在广西担任过提学,明朝的科举条例、刑法《大诰》等都为刘三吾编写。
因此不管是从资历上看,还是从为人上看,刘三吾担任考官,并无任何不妥,可以说是相当的合适。
然而这次会试却是掀起了一股惊天巨浪——"南北榜"案。南北榜案最终以主考官刘三吾发配西北,当世大儒坐罪戎边以及设立分地录取为结果告终。虽然南北案结束了,但是其影响并没有停止,也引发了很多人的思考,南北案的背后究竟是否有人操纵,若是有人操纵,为何南北榜案暴露出来的问题如此"荒诞"?
在三月份廷试结果出来以后,结果令所有人咂舌惊目——录取的五十一名全部为南方籍考生。如此"奇观"可谓是前所未有,于是在发榜后六天,落榜的北方才子联名上书,认为科举考试中存在严重的不公现象,更有甚者当众拦截官员轿子,伸冤上诉。
结果看起来十分荒诞,但是我们在做评论之前,先看看古代科举考试如何阅卷。在进入宋朝以后,科举考试俨然成为了选拔人才的最主要途径,随着科举考试规模的扩大,相应的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考试作弊问题。
因此在宋太宗淳化年间,采用了监丞陈靖的建议,推行"糊名考校"法,这一方法沿用至今,今天我们的高考等国家重要考试,采取的都是"糊名"法。但是这样依然没能阻挡别有用心的人,通过辨认考生字迹或者在卷面上"做文章"来作弊。
为此在宋真宗时期,赵恒设立誊录院,由书吏专门抄写,将考试尽量做到公平化,杜绝舞弊行为发生。这么多工序下来,才是进入真正的阅卷环节,但是阅卷也不是由阅卷人员决定的,而是在主考官监督下,抽签进行阅卷。
在这里仅仅是对阅卷的主要程序进行一个大概的梳理,就已经能想象到对于阅卷的严格程度,对于考官人为的操纵考试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事件中出现的一个疑点,那就是在这场科举考试中,唯一能够起到主导考试走向的人,便是主考官刘三吾,那么刘三吾是否有帮助舞弊的可能呢?
我们来看刘三吾的当世的影响,其为元朝旧臣,朝中为官数十载,学识渊博,不参与党争,并且其当时已经八十五岁高龄,正所谓七十古来稀,刘三吾在当时已经是罕见的长寿老人,对于刘三吾"半只脚踏上黄泉路"上的人来说,有什么能够让其冒着晚节不保的风险去参与科举舞弊呢?因此刘三吾既没有舞弊的可能,也没有舞弊的必要。
或许会有人指出,"人心隔肚皮",谁知道刘三吾是否就那么在乎自己的"晚节",非要铤而走险,也不枉此生走一遭。
但是我们看看后续。在揭榜以后,事情迅速发酵,朱元璋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怒,下令彻查,结果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复阅的试卷无论是水平上还是在内容性质上,皆是难以上榜,从而得出录取的五十一名考生皆是凭借真才实学。
结果一出,依旧不能服众,还出现了北方籍的大臣抨击此事另有内情,还望彻查。而朱元璋却在五月的时候,将刘三吾列为"蓝玉余党"发配西北,并在六月亲自策问,钦点了六十一名北方才子,此时才彻底告终。
但此事却是疑点越来越多。我们看看此案涉及的官员之一张信,其为朱元璋侍读,也是调查舞弊事件的主要官员,其被指为受刘三吾暗嘱,将陋卷进呈。但是大家仔细想想,张信是否有帮助刘三吾的可能。此案涉及面广,且影响巨大,张信并不需要冒着欺君之罪帮助刘三吾,完全可以将此事与自己脱的一干二净。
另一疑点在于朱元璋亲自策问六十一名北方才子入榜。朱元璋出身卑微,其文化水平并不是通过后天的弥补就可以与寒窗苦读十余载的才子相比,反正朱元璋也不是靠着学术坐上帝位,但是他为什么又要亲自趟这浑水?很显然就是身为帝王的"调和之道"。
自宋以来,南北才子水平就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在科举考试中可有着体现,虽然洪武三十年的科举考试中北方才子无一人上榜看起来实在是荒谬,但是并不是毫无可能。但是朱元璋并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因为若是他认可了此次科举考试中北方才子的确不如南方,他失去的将会是朝中北方籍官员的心,也失去了北方百姓的心。
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从底层打拼起来的朱元璋不可能不知道此事的道理。如果有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刘三吾被发配西北的理由是"蓝玉余党",也就是朱元璋变相的认可了刘三吾并没有舞弊徇私的行为,为了服众只好"委屈"一下刘三吾。毕竟在明惠帝即位以后,这位"老臣"又被召回京城,官复原职。
我们先来看看,是什么造成南北之间有如此大的差距?
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的古老发源地,孕育了肥沃的关中平原与华北平原,广阔的平原也建立起了璀璨的文明。正是凭借着丰厚的自然条件,黄河流域一直是政治文化的中心。但是从安史之乱以后,一切都变了。
序幕的拉开是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假借讨伐杨国忠的名义带着十五万大军向中原席卷。尤其是史思明的部队,在河北一带烧杀抢夺,"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贿、妇女皆为所掠",完全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雪上加霜的是为了平乱,唐玄宗选择请来回纥族帮助平乱,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京畿周环二十三州,辐员数千里"。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却仅仅是一个开始,唐朝结束后,中原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将近百年的战火未曾停歇,而此后的辽、宋、西夏之争使得河北地区饱受饥荒之苦。
从安史之乱到元朝结束,黄河流域几乎都处于战火之中,曾经的农耕文明发源地在经历"父母食其子","老少穷饿不能自存"的劫难以后,难以再现昔日荣光。文化的发展需要经济做为基础,河南、陕西一带在南宋时期就"蒿莱满野",即便是在金人的大力发展下,依旧是"丁牛既少"。
北方的战火连年让较为安定的南方迅速发展起来,就以人口增长来说,唐朝到元朝时期,苏州地区人口增长了381%,可见其增幅之大。南方的人口激增推动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生活的北方平原的人们开始掌握了在南方湖泊中围田的窍门,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
相比较于日益贫困的北方,江南地区渐渐的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美称。经济重心的南移更是促进了市民阶级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往往在文化发展上也要领先许多,江南地区的士人们正是唱着"花间小调",放浪形骸中以文学标榜自我,不断推进南方文坛前进。
大家会发现,在南北榜案中有一个群体在背后不断地推波助澜,那就是朝中的北方籍官员。有意思的是,这些北方籍官员似乎理智许多,他们并不是死咬着刘三吾参与舞弊,从中牟利徇私,而是将其上升成另一个高度:南北士人的"党争"。
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是明朝时才出现的。可以说在科举考试成为人才选拔的主要方式以后,就已经开始出现。在北宋时期,士人阶级的壮大使得朝堂中出现了一股新的力量,那就是以地域为划分,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的才子们,他们作为新兴的士人阶级,对于政治更加的理想化,但是在为人处事上确实带着极为浓厚的地域观念。
这并不能完全归结于士人们,因为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一个"地域观念"极强的人,他曾经就亲笔题书:"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将其刻在宰相政事堂。如果说北宋地域歧视之风气盛行,赵匡胤有着莫大的关系。
北宋比较著名的几个"南北之争"事件中,有事件就涉及到北宋名臣寇准,寇准虽然是一个好丞相,好"老乡",但绝对不是一个好考官,在其担任主考时,就以"南人下国,不宜冠多士"为由,愣是将当年的南方籍状元给拿掉,换上了另一个北方籍的考生。
大名鼎鼎的词人晏殊,也遭受过这种不平等的待遇,有着神童称号的晏殊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科举考试,虽然没有取得十分出色的成绩,但是其十四岁就走上了科举会试的考场,未来可期宋真宗之才,想特批一个"同进士",但是却被寇准反对了,原因无他,就因为晏殊是南方人。
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南北方的士人要如此"勾心斗角"?这就说来话长,前文已经提到,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当地的经济较为发达,因此文化事业发展也比较充分。而当时的南方虽然空有自然条件优势,但是地广人稀,再加上亚热带季风性气候与丘陵地势导致南方地区多生毒物,林生瘴毒,因此在秦至隋唐时期,人们都认为发配南方无异于前去送死,南方也被称为"不毛之地""蛮荒之地"。
但是在三国时期,吴国的兴起将打破了这一局面。当时东吴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南迁的士族,二是本地的世家大族,在统治初期,东吴政权起到话语权作用的是北方南迁的士族,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本地世族大家具备了一定的势力,并逐渐的掌握了军政大权,这可以说是南北士族的第一次交锋。
南北士族的斗争正式开始,是在隋唐时期,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虽然无法与北方相比,但是也在不断地缩小。此时大一统环境下,南方士族如何谋求政治地位,这是他们首要的政治目的,因此在唐朝时期开始,南北士族就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其中以"二王八司马"为标志的党争,是南北士族斗争最为激烈的体现。
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党争依然在继续,其以吴国与南唐为代表。在进入北宋以后,这种争夺呈现越演越烈的趋势,并在宋真宗时期,以南方士族集团全面超越北方士族为起点,这场"南北之争"以南方士族以绝对优势胜出。
结语:其实纵观这八百年南北之争,我们不难看到,并不是北方才子不如南方,而是因为北方常年处在战火中,唐、宋、五代、十国、元几乎都以黄河——淮河流域为主战场,人口凋零,税入者十之一二,大量的北方士人被迫南迁,为南方注入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南方的文化发展,北方士人是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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